附錄四※我的天才夢．論寫作/張愛玲
●我的天才夢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註：瓦格涅，通譯為華格納（Richard Wagner，一八一三─一八八三），德國作曲家、文學家，一生致力於歌曲創作，代表作有《尼伯龍根指環》等。）
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也許我會被譽為神童。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籐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畫複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說是關於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說：如果她要自殺，她決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為西湖詩意的背景，終於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遊記》與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並不為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徵賦稅，並予自治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存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
我特地將半打練習簿縫在一起，預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對這偉大的題材失去了興趣。現在我仍舊保存著我所繪的插畫多幀，介紹這種理想社會的服務、建築、室內裝修、包括圖書館，「演武廳」、巧克力店、屋頂花園。公共餐室是荷花池裏一座涼亭。我不記得那裏有沒有電影院與社會主義──雖然缺少這兩樣文明產物，他們似乎也過得很好。
九歲時，我躊躇著不知道應當選擇音樂或美術作我終身的事業。看了一張描寫窮困的畫家的影片後，我哭了一場，決定做一個鋼琴家，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裏演奏。
對於色彩，音符，字眼，我極為敏感。當我彈奏鋼琴時，我想像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穿戴了鮮艷的衣帽攜手舞蹈。我學寫文章，愛用色彩濃厚、音韻鏗鏘的字眼，如「珠灰」、「黃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現在，我仍然愛看《聊齋誌異》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註：splendour，輝煌，華麗。melancholy，憂鬱、愁緒）
在學校裏我得到自由發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堅強，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睽隔多年的女兒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
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髮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許多人嘗試過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裏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哪兒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裏，我等於一個廢物。
我母親給我兩年的時間學習適應環境。她教我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
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驚人的愚笨。我的兩年計劃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的影響。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麼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風笛），享受微風中的籐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飽，爬滿了蚤子。
──一九三九年
（原刊《天才夢》，一九四一年上海西風出版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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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寫作（原刊一九四四年四月《雜誌》月刊第十三卷第一期）
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先生向我們說：「做文章，開頭一定要好，起頭起得好，方才能夠抓住讀者的注意力。結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味。」我們大家點頭領會。她繼續說道：「中間一定也要好──」還未說出所以然來，我們早已哄堂大笑。
然而今天，當我將一篇小說寫完了，抄完了，看了又看，終於搖搖頭撕毀了的時候，我想到那位教師的話，不由得悲從中來。
寫作果然是一件苦事麼？寫作不過是發表意見，說話也同樣是發表意見，不見得寫文章就比說話難。古時候，紙張筆墨未經發明，名貴的記錄與訓誨，用漆寫在竹簡上，手續極其累贅麻煩，人們難得有書面發表意見的機會，所以作風方面力求其簡短含蓄，不許有一句廢話。後來呢，有了紙，有了筆，可以一搖而就，廢話就漸漸多了。到了現在，印刷事業發達，寫文章更成了稀鬆平常的事，不必鄭重出之。最近紙張缺乏，上海的情形又略有變化，執筆者不得不三思而後寫了。
紙的問題不過是暫時的，基本問題還是：養成寫作習慣的人，往往沒有話找話說，而沒有寫作習慣的人，有話沒處說。我並不是說有許多天才默默無聞地餓死在閣樓上。比較天才更為要緊的是普通人。一般的說來，活過半輩子的人，大都有一點真切的生活經驗，一點獨到的見解。他們從來沒想到把它寫下來，事過境遷，就此湮沒了。也許是至理名言，也許僅僅是無足重輕的一句風趣的插諢，然而積少成多，究竟是我們文化遺產的一項損失。
舉個例子，我認識一位太太，是很平常的一位典型太太，她對於老年人的脫髮有極其精微的觀察。她說：中國老太太從前往往禿頭，現在不禿了。老太爺則反是，從前不禿，現在常有禿的。外國老太太不禿而老太爺禿。為什麼呢？研究之下，得到如此的結論：舊時代的中國女人梳著太緊的髮髻，將頭髮痛苦地往後拉著，所以易禿。男子以前沒有戴帽的習慣，現在的中國男子與西方人一般的長年離不開帽子，戴帽於頭髮的健康有礙，所以禿頭的漸漸多了。然則外國女人也戴帽子，何以不禿呢？因為外國女人的帽子忽大忽小，忽而壓在眉心，忽而釘在腦後，時時改變位置，所以不至於影響到頭皮的青春活力。
諸如此類，有許多值得一記的話，若是職業文人所說，我就不敢公然剽竊了，可是像他們不靠這個吃飯的，說過就算了，我就像撿垃圾一般的撿了回來。
職業文人病在「自我表現」表現得過度，以致於無病呻吟，普通人則表現得不夠，悶得慌。年紀輕的時候，倒是敢說話，可是沒有人理睬他。到了中年，在社會上有了地位，說出話來相當份量，誰都樂意聽他的，可是正在努力的學做人，一味的唯唯否否，出言吐語，切忌生冷，總揀那爛熟的，人云亦云。等到年紀大了，退休之後，比較不負責任，可以言論自由了，不幸老年人總是嘮叨的居多，聽得人不耐煩，任是入情入理的話，也當作耳邊風。這是人生一大悲劇。
《笑林廣記》裏有一個人，專好替人寫扇子。這一天，看見朋友手搖白折扇，立刻奪過來要替他寫。那朋友雙膝跪下。他攙扶不迭道：「寫一把扇子並不費事，何必行此大禮？」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寫，我是求你別寫。」
聽說從前有些文人為人所忌，給他們錢叫他們別寫，像我這樣缺乏社會意識的，恐怕是享不到這種福了。
李笠翁在《閒情偶寄》裏說「場中作文，有倒騙主司入彀之法。開卷之初，當有奇句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此一法也。終篇之際，當以媚語攝魂，使之執卷流連，若難遽別，此一法也。」又要驚人，眩人，又要哄人，媚人，穩住了人，似乎是近於妾婦之道。由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討論討論作者與讀者的關係。
西方有這麼一句成語：「詩人向他自己說話，被世人偷聽了去。」。詩人之寫詩，純粹出於自然，腦子裏決不能有旁人的存在。可是一方面我們的學校教育卻極力的警告我們作文的時候最忌自說自話，時時刻刻都得顧及讀者的反應。這樣究竟較為安全，除非我們確實知道自己是例外的曠世奇才。
要迎合讀者的心理。辦法不外這兩條：（一）說人家所要說的，（二）說人家所要聽的。
說人家所要說的，是代群眾訴冤出氣，弄得好，不難一唱百和。可是一般輿論對於左翼文學有一點常表不滿，那就是「診脈不開方」。逼急了，開個方子，不外乎階級鬥爭的大屠殺。現在的知識分子之談意識形態，正如某一時期的士大夫談禪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會說，說得多而且精采。女人很少有犯這毛病的，這可以說是「男人病」的一種，我在這裏不打算多說了。
退一步想，專門描寫生活困難吧。固然，大家都抱怨著這日子不容易過，可是你一味的說怎麼苦怎麼苦，還有更苦的人說：「這算得了什麼？」比較富裕的人也自感到不快，因為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無從訴苦了。
那麼，說人家所要聽的吧。大家願意聽些什麼呢？越軟性越好──換言之，越穢褻越好麼？這是一個很普遍的錯誤觀念。我們拿《紅樓夢》與《金瓶梅》來打比吧。拋開二者的文學價值不講──大眾的取捨並不是完全基於文學價值的──何以《紅樓夢》比較通俗得多，只聽見有熟讀《紅樓夢》的，而不大有熟讀《金瓶梅》的？但看今日銷路廣的小說，家傳戶誦的也不是「香艷熱情」的而是那溫婉、感傷，小市民道德的愛情故事。所以穢褻不穢褻這一層倒是不成問題的。
低級趣味不得與色情趣味混作一談，可是在廣大的人群中，低級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文章是寫給大家看的，單靠一兩個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要爭取眾多的讀者，就得注意到群眾興趣範圍的限制。
作者們感到曲高和寡的苦悶，有意的去迎合低級趣味。存心迎合低級趣味的人，多半是自處甚高，不把讀者看在眼裏，這就種下了失敗的根。既不相信他們那一套，又要利用他們那一套為號召，結果是有他們的淺薄而沒有他們的真摯。讀者們不是傻子，很快地就覺得了。
要低級趣味，非得從裏面打出來。我們不必把人我之間劃上這麼清楚的界限。我們自己也喜歡看張恨水的小說，也喜歡聽明皇的秘史。將自己歸入讀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們所要的是什麼。要什麼，就給他們什麼，此外再多給他們一點別的──作者有什麼可給的，就拿出來，用不著扭捏地說：「恐怕這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吧？」那不過是推諉。作者可以盡量給他所能給的。讀者盡量拿他所能拿的。
像《紅樓夢》，大多數人於一生之中總看過好幾遍。就我自己說，八歲的時候第一次讀到，只看見一點熱鬧，以後每隔三四年讀一次，逐漸得到人物故事的輪廓、風格、筆觸，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現在再看，只看見人與人之間感應的煩惱。──個人的欣賞能力有限，而《紅樓夢》永遠是「要一奉十」的。
「要一奉十」不過是一種理想，一種標準。我們還是實際化一點，談談寫小說的甘苦吧。小說，如果想引人哭，非得先把自己引哭了。若能夠痛痛快快哭一場，倒又好了，無奈我所寫的悲哀往往是屬於「如匪澣ˇㄏㄨㄢ衣」的一種。（註：澣同浣，洗衣。）
（拙作《傾城之戀》的背景即是取材於《柏舟》那首詩上的：「……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憂心悄悄，慍於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如匪澣衣」那一個譬喻，我尤其喜歡。堆在盆邊的髒衣服的氣味，恐怕不是男性讀者們所能領略的吧？那種雜亂不潔的，壅塞的憂傷，江南的人有一句話可以形容：「心裏很『霧數』。」「霧數」二字，國語裏似乎沒有相等的名詞。）
是個故事，就得有點戲劇性。戲劇就是衝突，就是磨難，就是麻煩。就連Ｐ．Ｇ．Ｗｏｄｅｈｏｕｓｅ那樣的滑稽小說，也得把主人翁一步一步誘入煩惱叢中，愈陷愈深，然後再把他弄出來。快樂這東西是缺乏興味的──尤其是他人的快樂，所以沒有一齣戲能夠用快樂為題材。像《浮生六記》，「閨房記樂」與「閒情記趣」是根本不便搬上舞台的，無怪話劇裏的拍檯拍凳自怨自艾的沈三白有點失了真。
寫小說，是為自己製造愁煩。我寫小說，每一篇總是寫到某一個地方便覺得不能寫下去了。尤其使我痛苦的是最近做的《年輕的時候》，剛剛吃力地越過了阻礙，正可以順流而下，放手寫去，故事已經完了。這又是不由得我自己做主的……人生恐怕就是這樣的吧？生命即是麻煩，怕麻煩，不如死了好。麻煩剛剛完了，人也完了。
寫這篇東西的動機本是發牢騷，中間還是兢兢業業的說了些玩話。一班文人何以甘心情願守在「文字獄」裏面呢？我想歸根究底還是因為文字的韻味。譬如說，我們家裏有一隻舊式的朱漆皮箱，在箱蓋裏面我發現這樣的幾行字，印成方塊形：
『高州鍾同濟鋪在粵東省城城隍廟左便舊倉巷開張自造家用皮箱衣包帽盒發客貴客光顧請認招牌為記主固不誤光緒十五年』
我立在凳子上，手撐著箱子蓋看了兩遍，因為喜歡的緣故，把它抄了下來。還有麻油店的橫額大匾『自造小磨麻油衛生麻醬白花生醬提尖錫糖批發』。雖然是近代的通俗文字，和我們也像是隔了一層，略有點神秘。
然而我最喜歡的還是申曲裏的幾句套語：
『五更三點望曉星，文武百官上朝廷。東華龍門文官走，西華龍門武將行。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
照例這是當朝宰相或是兵部尚書所唱，接著他自思自想，提起「老夫」私生活裏的種種問題。若是夫人所唱，便接著「老身」的自敘。不論是「老夫」是「老身」，是「孤王」是「哀家」，他們具有同一種的宇宙觀──多麼天真純潔的，光整的社會秩序：「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思之令人淚落。
■附記
以上兩篇『少作』近來又陸續出土了。因為有些讀者沒有看見過，覺得應當收入這本集子，但是已經排印，只好贅在後面。原是按時序排列的，這一來秩序大亂。好在本來是個雜拌。
又，《我的天才夢》獲『西風雜誌』徵文第十三名名譽獎。徵文限定字數，所以這篇文章極力壓縮，剛在這數目內，但是第一名長好幾倍。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在斤斤計較，不過因為影響這篇東西的內容與可信性，不得不提一聲。
──《張看》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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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風雜誌徵文．張愛玲與鹿橋
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九年），上海《西風》雜誌徵文，題目廣義地規定為「我的生活」。應徵者可以在「我的──」名目下，狹義地遊刃一番。張愛玲便以一篇《我的天才夢》博得一個特別獎。
《西風》雜誌在三十年代走紅一時，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九月創刊。《西風》是一本綜合月刊，大三十二開。
一九三六年九月，當時已以《吾國吾民》《京華煙雲》等英文小說揚名美國的、張愛玲所崇拜的林語堂，在創刊號中說：「我每讀西洋雜誌文章，而感其取材之豐富，文體之活潑，與範圍之廣大，皆足為吾國雜誌模範。又回讀我國雜誌，而嘆其取材之單調，文體之刻板，及範圍之拘束，因每憤而有起辦《西風》之志。」
《西風》內容廣泛，涵蓋傳記、史話、遊記、探險、文學、電影、戲劇、書評、西書精華、西洋幽默等三十餘項。主要撰稿人，除了林語堂，還包括負責編務的黃嘉德、黃嘉音，以及老舍、許以牧、胡悲等十餘人。
張愛玲早就希望有一天像林語堂那樣以英文小說揚名國際，在上海就常讀《西風》，一九三九年春天到香港大學入學後繼續閱讀，才會看到《西風》慶祝三周年的「我的──」紀念徵文，寫了《我的天才夢》去應徵。
愛玲的應徵稿是一篇有點自傳性質的散文──《天才夢》。雖已有許久沒用中文寫作，但這篇文章文筆的老練，思想的圓熟，頗有「一鳴驚人」的效果。那是以一個富有靈氣的「天才少女」的自我展開的。她描述了自己種種超乎尋常年齡的孩子的「天才」。
《天才夢》是張愛玲的早期作品，這位正青春年少的姑娘初登文壇就以「長袍」和「蝨子」為喻，預言式地宣告：她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是個失敗者。因為天才替她披上一襲華美的袍子，生活卻惡作劇地在袍子的夾縫和裏子裏，佈滿蝨子，使她厭惡、煩惱。這篇文章後來被收入了散文集《流言》，整個《流言》的文字是比較波俏華麗的，但還不足完全表現張氏的語言風格。張愛玲能在四十年代迅速走紅，獨創一幟，主要歸於體現在她小說中的優美筆法。
※有關《天才夢》張愛玲與鹿橋一事：
鹿橋先生《未央歌》在大陸的首個授權版本終於推出，在出版方的宣傳中，一再強調了此書是李安拍攝《色，戒》時，要求湯唯等主演必讀的書目。
其實，《未央歌》鋪陳的純情學生世界與張愛玲透闢的世俗人生觀念是方枘圓鑿，即便是《色，戒》裏王佳芝們的嶺南大學生活也與藺燕梅等的烏托邦體驗相去甚遠。不過，《未央歌》與張愛玲的作品同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新文學最美的收穫則是被文學史家們所公認的。有意思的是，圍繞一次文學獲獎徵文，在兩人之間還製造出一樁「公案」。
張愛玲素來把散文《天才夢》視為自己的「處女作」，此文是上海《西風》雜誌的獲獎徵文之一。為紀念創刊三週年，一九三九年九月上海《西風》雜誌第三十七期刊出以「我的……」為題目的「現金百元懸賞徵文啟事」，約定「舉凡關於個人值得一記的事，都可發表出來」，要求「內容要實在，題材要充實動人」。時年十八歲的張愛玲遂寫了一篇五百字的《我的天才夢》應徵。此文雖尚不及張後來的作品來得老辣，但用語之精譬，初現端倪，如末一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已成人所共知的名言。
對於這篇少作獲獎的前前後後，張愛玲也是記掛有加，多次解說。先是七十年代她編《張看》時，在《天才夢》的末尾加了一段「附記」：「《我的天才夢》獲《西風》雜誌徵文第十三名名譽獎。徵文限定字數，所以這篇文字極力壓縮，剛在這數目內，但是第一名長好幾倍。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在斤斤較量，不過因為影響這篇東西的內容與可信性，不得不提一聲。」
到了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年）《中國時報》授予她第十七屆文學獎特別成就獎。張愛玲在十二月三日人間副刊發表得獎感言《憶西風》，說得獎感言難以下筆：「當然我知道為什麼，是為了從前西風的事──」。
舊事重提，更明確地表示對當年《西風》徵文評獎結果的強烈不滿。據張愛玲回憶，徵文寄出後不久，《西風》雜誌社通知她「得了首獎，就像買彩票中了頭獎一樣」。誰知等到收到正式公佈的「全部得獎名單，首獎題作《我的妻》，作者姓名我不記得了。我排在末尾，彷彿名義是『特別獎』，也就等於西風所謂『有榮譽地提及』」。
張愛玲還指出：「《西風》從來沒有片紙隻字向我解釋。我不過是個大學一年生。後來結集出版就用我的題目《天才夢》。」。張愛玲不諱言她對此事的耿耿於懷，說此事：「五十多年後，有關人物大概只有我還在，由得我一個人自說自話，片面之詞即使可信，也嫌小器，這些年了還記恨？不過十幾歲的人感情最劇烈，得獎這件事成了一隻神經死了的蛀牙，所以現在得獎也一點感覺都沒有。隔了半世紀還剝奪我應有的喜悅，難免怨恨。現在此地的文學獎這樣公開評審，我說了出來也讓與賽者有個比較。」
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年）張愛玲辭世以後，台灣的張愛玲研究專家水晶在追憶張愛玲的文章中又提及此事，並且特別指出當年獲得《西風》徵文首獎的「就是後來以寫《未央歌》及《人子》成名的吳訥孫（鹿橋）先生」。此語一出，一時譁然。張愛玲被台灣文壇後輩捧為「祖師奶奶」，而鹿橋的《未央歌》風靡臺港，被譽為一代人的「青春聖經」，二人各自粉絲眾多。人們怎麼也想不到，兩個人竟巧合地參加過同一個不那麼出名的徵文活動，而且還有這樣的過節！
不過水晶的說法立即遭到了質疑。紅學家趙岡在《聯合報》上撰文認為水晶之說與他的記憶有出入。後來鹿橋本人也寫了一篇題為《委屈、冤枉，追慰一代才女張愛玲》的文章，承認當年自己確實參加了《西風》徵文，而與張愛玲「同臺競技」過。
一九三六年，鹿橋隨南開中學南下，後入西南聯大讀書。《西風》徵文時，他上大二，忽然對文學興趣大發，所以在呈貢與昆明兩地先後寄去了三篇徵文，其中的第二篇《我的妻子》後來獲獎，不過得的並非頭獎，而是第八名。對於張愛玲的《天才夢》，鹿橋當年便有深刻記憶，稱讚其是「一粒玲瓏剔透的耀眼晶球，閃爍耐看」。只是對張愛玲所說的那些變故，他並不知情，而徵文的更多細節也是「往事只模糊」，說不詳細了。
好在雖然事發年代久遠，但是史料俱在，澄明真相其實簡單。
張愛玲兩次指責《西風》不公，罪狀之一就是獲頭獎的徵文大大超過了「五百字」的限定，而自己為了字數合格，是「改了又改」的。事實是，當年《西風》徵文，明確約定字數是「五千字以內」，而非「五百字」。想來可能是彼時年輕氣盛的張愛玲好不容易等到一個一顯身手的機會，情急之下，審題不細，以訛為正，誤記終生。張愛玲所獲的也不叫「特別獎」，而是十名正獎之外，「另外定出」的「三個名譽獎」中的第三名。再者，鹿橋的記憶無誤，他確實憑《我的妻子》獲得了正獎中的第八名，後來《西風》將獲獎的作品結集出版時給加了《結婚第一年》的新名字。獲得頭獎的作者署名水沫，以一篇《我的亡妻》奪魁。至於張愛玲回憶先被告知獲得頭獎，後又成了名譽獎的細節原委，今天是無從查證了。
一樁五十年前的普通徵文，會引來如此的是非，細細看來也是頗有意味。張愛玲自己從未明說過是鹿橋攫取了她的榮耀。而鹿橋後來在海外致力於美術史的研究，據說曾對張愛玲的畫作讚不絕口。這樁因誤記和誤會導致的公案更像是給二位的一個玩笑，不過，所謂文如其人，倒也可見一斑。
張愛玲的早熟人盡皆知，鹿橋的「拒絕長大」聞名師友。張愛玲看世通透，性情凌厲，隱現著不寬厚的市民哲學；鹿橋耽溺唯美的校園情懷，心思單純如小童，一遇事便大呼「委屈，冤枉」，全不是從容老者的態度。其實，二人參加徵文的「同臺競技」都只是各自創作的初始，他們真正的「同臺競技」是日後在四十年代文壇上風格迥異的藝術呈現，聯手為蒼涼的時代留下了絕美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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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張愛玲．鹿橋/季季一九八八．九（節錄自──我與張愛玲的垃圾）
十月中旬，我們開始出外旅遊，第一個去拜訪的是住在愛荷華鄰州─密蘇里州─聖鹿邑市的鹿橋先生。
鹿橋七○年代以《未央歌》馳名海內外，後來又以《人子》轟動一時。《未央歌》至今仍是台灣的大學生最喜歡讀的小說之一。如以階段性的熱潮而論，張愛玲孤島時期揚名上海灘，鹿橋七○年代在台灣文壇的聲望則超過張愛玲。一九七九年秋天，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版在台灣出版後，張愛玲在台灣文壇的聲望已凌駕所有中國作家之上；因為夏志清寫〈魯迅〉（第二章）僅二十八頁，寫〈張愛玲〉（第十五章）的篇幅則多達四十二頁。
鹿橋與張愛玲，在創作的出發點上，曾經有非常特殊的關係：
一九四○年，他們在《西風》雜誌三周年紀念徵文中同時列名。鹿橋名列第八，張愛玲名列第十三！當時鹿橋二十一歲（一九一九年生），就讀於雲南昆明西南聯大，得獎作品〈結婚第一年──我的妻子〉。張愛玲二十歲（一九二○年生），就讀香港大學，得獎作品〈我的天才夢〉。
依據民國廿九年（一九四○年）四月十六日《西風》副刊第二十期的「徵文揭曉啟事」，這項以「我的……」為主題的徵文，入選作者共有十名。參加徵文的稿件六百八十五篇，而作者的身分「有家庭主婦，男女學生，父親，妻子，舞女，軍人，妾，機關商店職員，官吏，學徒，銀行職員，大學教授，教員，失業者，新聞記者，病人，教員及慈善機關工作人員，流浪者，囚犯等……寄稿的地方本外埠、國內外各地皆有……」
編者在啟事中又說，他們評閱稿件，是以「內容、思想、選材、文字、筆調、表現力量、感想、條理、結構等條件為準則」：「自信確曾用著冷靜的頭腦、公正的態度、客觀的眼光，把投稿者每篇心血之作詳細閱讀過。」
這項徵文，原訂獎額十個。但「因精采文章實在太多」，《西風》決定另增三個「名譽獎」──張愛玲的〈天才夢〉，即是名譽獎的第三名。
我們如今不知《西風》當年徵文的評審是哪些文壇名士，但以得獎者後來的創作軌跡來看，得獎與否以及得獎名次的先後，與一個作者的終身成就絲毫無傷；但也可能絲毫無助。例如當時以〈斷了的絃琴─我的亡妻〉獲得第一名的水沫先生（上海人），現在有誰知道他呢？如果水沫是巴金或者柯靈或者錢鍾書的筆名，那當然另當別論；然而事實卻非如此。
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年）秋天，張愛玲獲得第十七屆「時報文學獎」的「特別成就獎」。十二月三日，她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得獎感言〈憶西風〉，猶耿耿於懷重提當年參加徵文比賽名列十三的往事：「十幾歲的人感情最劇烈，得獎這事成了一隻神經死了的蛀牙，所以現在得獎也一點感覺都沒有。隔了半個世紀還剝奪我應有的喜悅，難免怨憤。」不過她在最後一段又說：「五十年後，有關人物大概只有我還在，由得我一個人自說自話，片面之詞即使可信，也嫌小器，這些年了還記恨？」
然而張愛玲的這段「片面之詞」，並非「即使可信，也嫌小器，」而是不盡符合事實。如果她說的「有關人物」是指徵文主辦單位的主其事者（包括評審），或許「大概只有我還在」勉強接近事實；如果「有關人物」包括了在她之前的十二位得獎者，則「大概只有我還在」就離事實太遠。
張愛玲為文行事一向極為細膩，冷靜，她用了「大概」及「片面之詞」這樣的字眼，表示她對時隔五十多年的人事變遷，並無絕對肯定的答案。而人世幻變，事實亦非她所能料──何況已經與世隔絕，幽居二十二年？
例如名列第八的鹿橋先生，目前仍住在聖鹿邑市，身體還算健康。另一位南郭先生，也名列張愛玲之前（名譽獎第二名），尚在人世，只是並不健康。南郭本名林適存，比張愛玲大五歲（一九一五年生），中央軍校畢業，當時在貴州遵義從軍，得獎作品是〈黃昏的傳奇─我的第一篇小說〉。一九五四年南郭由香港到台灣後，主編過《作品》《幼獅文藝》等文學月刊，也主編《中華日報》副刊十二年，出版了二十六部散文及長短篇小說。聽說近年備受老人癡呆症困擾，返回大陸度殘生。至於其他的得獎者，或許有人還住在大陸，或者住在這世界的某一個角落，只是未以文字與我們相見，也就渺不可知其存亡。（後記：南郭因罹患老人癡呆症，一九九四年七月十日由女兒林維護送去武漢，託給叔叔照顧。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去世，享壽八十二歲。）
我與蕭颯造訪聖鹿邑時，鹿橋剛從密蘇里州華盛頓大學退休，忙著整理從學校搬回家的大批書籍資料，準備分門別類捐贈各大學。鹿橋心胸開闊，一路往前，很少緬懷過去，和我們談的都是退休後計畫做的事和計畫寫的文章，特別是有關中國建築與文化的問題；沒有談到張愛玲，也沒有談到《西風》徵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