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本領被誇張之人－－
吳用
梁山頭目多文化低淺，故知識份子很容易便有表現的機會。梁山的知識份子當中，吳用最以思考力見稱，故有智多星的美譽。吳用確聰敏肯學，適應力又強，但說他是智多星則絕對言過其實。
吳用是鄆城縣人，在那裏開學堂。鄆城在梁山水泊之旁，是魯西的小碼頭，在那兒大肆活動亦未必能賺得天下名。何況吳用這個本地人，在鄆城並不活躍；他連在鄆城範圍內幾乎無人不識的宋江都不認識（小人物如唐牛兒也和宋江有交情）！這就是說，在參加謀奪生辰綱以前，很難教人相信他有足夠表演才智的機會（就算用地方性尺度來衡量），使他堪稱智多星。他首次亮相時已有智多星的綽號，這點就情節而言是說不過去的。
自與晁蓋等人組合成夥後，吳用歷經梁山集團成長的各個階段，直至大聚義，排座次，繼而與朝廷達成招安協議，整個漫長的歷程（招安以後的情節，處處涉及繁瑣的版本與故事演化問題，可以不論）。山寨不僅與他同存共長，還依照他的指引而發展。憑這段日子的表現，他是否足稱智多星是不應不先經批判便接受現成答案的問題。
或者《水滸》的編寫人察覺到既沒有強調吳用是神仙，總該出現「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的情形，於是安排假冒蔡京家書弄出大漏洞，以致幾乎害死宋江和戴宗，逼使山寨採取他原先反對出兵江州的危險行動之情節。這些具調節作用的情節是必要的，不然言必準，視必中的吳用要變成仙班人物，致令全書的真實感大打折扣了。
然而這樣嚴重的錯失可一不可再。多犯一次，不單智多星之美名會被除掉，更重要的是難保持兄弟們對他的信心。豈料這樣的事情早已發生，那就是自《水滸傳》面世以來，千千萬萬讀者讚不絕口的「智取生辰綱」事件！
智取生辰綱是《水滸傳》書中的重頭戲。沒有這情節根本就發展不出一百零八個頭目聚義梁山的局面。即使不談全書的鴻規宏軌，這次的表演亦絕對是吳用樹立個人威望之所基。看他玩弄兩隻酒桶，乘機滲入蒙汗藥，讀者便驚嘆不已，盛喻為千古奇文，甚至收入中學教本以作典範。其實從佈局和邏輯去看，整個謀奪生辰綱故事都寫得十分幼稚。
先說北京大名府留守梁中書派遣的護衛力量吧。《水滸》企圖給讀者與實情相背的印象－－梁中書為了確保今年的生日禮物必能送到岳父蔡京之手，遂組織特強的衛隊負責運送。事實並非如此。衛隊中能戰者僅楊志一人，那十個兵士，既特別不到那裏去，主要任務還是在當腳夫，另外就是三個老氣橫秋，毫無江湖經驗，遇事連自衛能力也沒有的虞候。按護送十萬貫珠寶的規模而言，這支衛隊小得不能再小，弱得不能再弱（說句公道話，這規模是楊志的選擇。他希望在愈不引人注意愈好的情況下完成使命，所以根本不準備靠武力護送）。來襲者，祇要搬出不難部署的聲東擊西法，就準教楊志不知所措，顧此失彼。晁蓋一夥，實力相當，就算自限不開殺戒，僅求操制場面，為所欲為，仍絕不成問題。那麼為何不採簡易的明攻法，而要故弄玄虛地擺酒桶陣？
這樣講，得先摒除自律不開殺戒的可能性。梁山人馬的共同作風是心狠手辣，個人和集體行動起來，從不珍惜人命，怎會為不知名對手的安危煩心？他們得手後，誰也沒有花過一分鐘去想想劫案會給倒楣的對手帶來甚麼影響，便是這種心態的明證。
如果說在未摸清對方底蘊以前，慎重處理，寧繁勿簡，也是講不通的。既然公孫勝早打聽出護送隊所採的路線，晁蓋諸人又能先到黃泥岡部署行動，為何不放哨子，探探對方實力，才定出最後策略？作為小組的智囊，吳用在這方面應負主導之責。結果祇是機械地依原先根據不完整的信息定下的策略去進行。是否需要補充新訊息和調整計劃全不管，這是智者之所為嗎？
還有，吳用何曾想到能騰雲駕霧的公孫勝正是理想不過的探子。有機會有能力在行動前探清對方的虛實而不理，卻埋頭去玩酒桶遊戲，這抉擇的聰明程度不言而喻。
七人小組之往黃泥岡，連分批出發，化裝掩飾，入住不同旅店，這種基本保護措施悉不理會。祇見他們浩浩蕩蕩而來，齊齊一一而去，怎不教人注目！況且除阮氏三兄弟之間會有顯著的共同點外，小組成員在外貌和風格上分別很大，絕不可能是同一家族，從事同一行業的人。孰料當旅店要他們辦登記手續時，吳用竟代大家回答：「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真是笨得可憐！其實那時店內已有人認出晁蓋來了（這就是不化裝之害）。難怪官府在事後查問時，店員印象猶新，不加思索便說得出來。連事先串好大家說幾句應付旅店，滿足例行公文手續的話也不會，這該是智多星應有的表現嗎？
說下去，還有別的例子可證明吳用腦袋不足。他看不出白日鼠白勝這窩囊廢絕對不可靠，讓他事後留在黃泥岡一帶花天酒地，惹人懷疑，更看不出他是不守道義的人，官府一施威，便毫不保留，和盤托出。官兵可以在事後幾天便趕到晁家莊來圍捕，全賴吳用這個愚笨軍師無識人本領之賜。假如他看得出白勝不可靠而又非用他在黃泥岡做部署工作不可，便應在事後強制把他帶走，以策眾人的安全（晁蓋介紹白勝入夥，自然也有責任，但統籌全盤行動的是吳用，責任大多了）。
為何歷來的讀者把吳用籌劫生辰綱的愚笨計謀看成是超級智慧的表現，固然甚難解釋，更難理解的是《水滸》的編寫人誤創一個連他自己也不察覺的怪胎。由晁蓋當首領，吳用任軍師的行劫計劃一開始雖似成功了，但勝利維持不到幾天，慶功宴也未享用完，秘密已露，甚至連晁蓋的老巢也不保，眾人祇好亡命逃生。相反地，早一年轟動江湖的生辰綱劫案不僅官府破不了，連案是何人做的也始終消息毫不外洩。兩組人馬高下軒輊，不用辨而明。前一次的搶劫者才真是英武和智慧的代表。晁蓋諸人東施效顰，毫無創意，本已夠可憐，甚且還效法得失敗之極。前一組不一定有個高明的軍師，後一組則絕對被不高明的軍師所拖累。
《水滸》的編寫人處理生辰綱事件是否用明讚暗譏之法，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如果是，手法確夠高明，弄到幾百年無人能夠解讀。如果不是，那麼他定的「智取」要求就很低了。
無論如何，智取生辰綱是誤解得來的美譽，吳用憑藉這美譽很快就在山寨建立起威信來。但我們不能抹煞吳用有肯學習，求進步的優點。這方面可舉一事，以例其餘。後來遠赴江州劫法場時，梁山人馬用化裝成不同身份，分批混入城中之法。這顯然是自錯誤中汲取教訓的例子。
作為帶領梁山集團成長的重要人物，吳用的本領自始就被極度誇張。但在梁山這個武盛文寡的集團裏，無人能夠取代吳用。整個梁山集團祇有兩個軍師型人物：吳用和神機軍師朱武。雖然朱武在有限的出場機會裡有不錯的表現（如初露面時隨意擺佈史進），但這種場面委實太少了，加上他畢竟下層地星組，怎也不能把他說成可以取任吳用。在這種情形下，褪了色的吳用仍可穩坐第三把交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