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
我學生時代住的公寓，沒一個人有電話。連橡皮擦是不是有一塊都很難說。管理員室前面有一張從附近小學淘汰下來的低矮桌子，那上面擺著一個粉紅色的電話，而那就是整個公寓裏唯一的電話了。因此沒有任何人注意到配電盤的事，那是個和平時代的和平世界。
因為經驗證明管理員從來不會守在管理室裡，所以每次電話一響，就必須由住在裡面的某一個人去把聽筒捉來聽，再跑去喊人。當然不高興的時候（尤其是半夜兩點之類的）誰也不會去接。電話就像一隻預感著死亡將臨的大象一樣，瘋狂地號叫好幾聲（三十二聲是我算過最高的次數），然後死去。死去這字眼完全同文字所寫的。鈴聲的最後一響衝破公寓長長的走廊，然後被黑暗吸進去，突然四周一片死寂，實在是怪恐怖的沉寂。每個人都躲在棉被裡暫停呼吸，想著已經死去的電話。
深更半夜的電話每次總是黑暗的電話，有人把話筒拿起來，然後開始小聲說。
「別再提這件事了……不是啦、不是這樣……可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對嗎？……沒騙你呀。我為什麼要說謊？……沒有、只是累了……我當然覺得不對呀……所以呀……好了、我知道了，所以請你讓我考慮考慮好嗎？……電話裡面說不清楚啦……」
好像每個人都滿滿抱著好多煩惱似的。煩惱像雨一樣從天上降下來，而我們瘋狂地把它們撿集起來，拚命往口袋裡塞。為什麼會那樣做？到現在都還弄不清楚，是不是跟別的什麼東西搞錯了呢？
◇
也有電報來過。半夜四點左右公寓門外停下一部腳踏車，粗暴的腳步聲響亮地穿過走廊，然後在某個人的房門上用拳頭敲著，那聲音老是使我想起死神的到來。咚、咚。好幾個人的生命斷絕、頭腦瘋狂、把自己的心埋進時光的沉澱裡，任身體在漫無邊際的思緒中焦慮，互相給對方添麻煩。一九七○年，就是那樣的一年。如果人真的是一種生來就該以辯論法自我抬舉的生物的話，那一年確實也是教訓的一年。
◇
我住在一樓管理員室的隔壁房間，而那位長頭髮的少女則住二樓樓梯邊。電話打來次數最多的，她是全公寓的冠軍，結果我只好倒楣地在那滑溜溜的十五段階梯之間，往返數千次之多。實在真是有各式各樣的電話打來找她。有彬彬有禮的聲音、有事務性的聲音、有悲傷的聲音、有傲慢的聲音。而那些各種不同的聲音都告訴我她的名字，可是我已經完全把她的名字忘得一乾二淨，只記得是個平凡得令人傷心的名字。
她總是對著聽筒，以低低的、累得要命的聲音說話。幾乎全都聽不清楚的喃喃聲。臉長得是滿漂亮的，只是總帶一點陰鬱的感覺。有時候在走道上擦身而過，卻從來沒有開過口，簡直像在深奧的熱帶叢林的小徑上，騎著白象往前走一樣，她以那種臉色走過。
◇
她在那公寓住了大約半年，從秋初到冬末的那半年。
我拿起聽筒、走上樓梯、在她房門上敲敲，叫一聲妳的電話噢，隔一會兒，她說謝謝。除了謝謝以外了，沒聽到過其他的字句。不過我除了說妳的電話噢之外，倒也沒說過別的任何字眼就是了。
對我來說那也是一個孤獨的季節。每次回到家把衣服一脫，體內的骨頭就像要穿破皮膚飛出來一樣。存在我內部一種莫可知的力量繼續往錯誤的方向進行，使我覺得像要把我帶進一個不知道在哪裏的另一個世界似的。
電話響了，於是這樣想：不曉得誰要對誰說什麼了。至於打給我的電話則幾乎沒有。沒有任何一個人要對我說什麼，至少有人想到我或許有話想說而打過來問一下吧，也沒有。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開始順著自己的體系生活著，而那跟我的如果相差太遠則令我生氣，可是和我太像又令人悲傷，只是這麼回事。
◇
我最後一次幫她接電話，是那個冬天的末尾。三月初晴空萬里的星期六早晨。說是早晨也已經十點左右了，陽光在狹小房間的每一個角落，投入透明的冬天的明亮。我腦子裡一面恍惚地聽著鈴響，一面從床邊窗口往外眺望著高麗菜園。黑色的泥土上，溶剩的殘雪，像水窪似的零散地發著白光，那是最後一次寒流所留下的最後的雪。
鈴聲響了大概有十次，誰也沒去接就那樣停了。然而隔了五分鐘以後，又再開始響起來。我有點不耐煩地在睡衣上披一件毛衣，打開門去接電話。
「請問……在嗎？」男人的聲音說。沒什麼抑揚、沒什麼特點的聲音。我隨便回答之後，慢慢走上樓梯，敲了她的房門。
「妳的電話噢！」
「……謝謝。」
我回到房間，往床上一躺，望著天花板。聽見她下樓梯的聲音，然後是那慣常的呢喃低語。對她來說那算是非常短的電話，大概十五秒左右吧。聽得見放下聽筒的聲音，然後沉默覆蓋了四周，連腳步聲都聽不見。
過了一段時間，一陣緩慢的腳步聲向我房間接近，然後門被敲響，各兩聲，中間夾著一次深呼吸的時間。
打開門，她穿一件白色厚厚的套頭毛衣和藍牛仔褲站在門口，那一瞬間我感覺到自己大概幫她接了一通不該接的錯誤電話似的，不過她什麼也沒說。兩隻手緊緊地合抱在胸前，一面輕輕發抖一面注視著我。簡直像從救生艇上看著即將沉下水裡的船一樣的眼神。不，或許是相反吧。
「可以進來嗎？冷得要命哪。」
我還沒搞清楚是怎麼回事，就讓她進到裏面把門關上。她坐在瓦斯暖爐前面，一面暖著雙手，一面轉頭看看房間。
「你房間簡直什麼都沒有嘛！」
我點點頭，完全沒有什麼。只有窗子邊擺的一張床而已。說是單人床又嫌太大，說是中型雙人床又嫌太小。反正，那床也不是我買的，是朋友給的。並不是怎麼親密的朋友，為什麼會把床給我，真是無法想像。幾乎連話都沒說過的人。他是一個有錢人的兒子，在大學中庭裡，挨別組的傢伙揍了，被工作鞋踢到臉上，眼睛弄壞了於是休學。我帶他到大學醫務室去的途中，他一直抽肩哭泣，所以搞得我好厭煩。幾天以後，他說：我要回鄉下去了，於是就把床送給我。
「有沒有什麼熱的東西可以喝？」她說。我搖搖頭：什麼也沒有。咖啡、紅茶、番茶都沒有，連開水壺也沒有。只有一個小鍋子，我每天早晨用那燒開水刮鬍子。她嘆了一口氣站起來，說一聲等一下，就走出房間，五分鐘後兩手抱著一個紙箱又回來。箱子裏裝了半年份的紅茶包和綠茶，兩袋餅乾、砂糖、茶壺、一整套餐具、還有兩個畫著史奴比漫畫的平底大玻璃杯。她把那個紙箱沉甸甸地放在床上，就用茶壺煮起開水。
「你到底是怎麼過日子的？簡直像魯賓遜漂流記一樣嘛？」
「才沒有那麼愉快呢。」
「我想也是。」
我們默默地喝著紅茶。
「這些全部送給你。」
我嚇一跳被紅茶嗆住了。「為什麼給我？」
「謝謝你幫我接了那麼多次的電話啊。」
「可是妳自己也要用啊。」
她搖了好幾次頭。「我明天就要搬家，所以什麼都不需要了。」
我沉默地思考著事情的轉變，可是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實在無法想像。
「是好事，還是壞事？」
「應該算是不怎麼好吧，因為我要休學回鄉下去了。」
照著滿屋子的冬天的陽光陰暗下來，然後又再亮起來。
「至於什麼事情我想你大概不想問吧？要是我就不問，因為如果留下不好的回憶，就不願意去用那個人的餐具了。」
第二天從一早就開始下著冷雨。雖然是細細的雨，卻淋透了我的雨衣，弄濕了毛衣。我手上拿的大型皮箱、她手上拿的旅行箱和肩上背的皮包，全都淋得黑黑濕濕的。計程車司機還不高興地說：不要放在椅子上好不好。車子裏的空氣因為暖氣和香煙而覺得好悶，車上收音機正喧鬧地播放著古老的艷歌。古老得差不多像跳上式方向指示器一樣老的歌。葉子掉落後的雜木林，簡直像海底的珊瑚一樣，在道路兩旁伸展著濕濕的枝幹。
「從第一次看見到現在，東京的景色就沒辦法讓我喜歡。」
「哦？」
「泥土太黑、河流太髒、又沒有山……你覺得呢？」
「我還從來沒有注意過風景呢。」
她嘆了一口氣笑著說：「那你一定可以留下來活得很好。」
到車站把行李放在月台上的時候，她對我說：「謝謝你幫了我很多忙。」
「到這裏我就可以一個人回去了。」
「妳要回到哪裏？」
「非常北邊的地方。」
「一定很冷吧？」
「沒關係，已經習慣了。」
電車開始發動以後，她從窗裏揮著手。我也把手舉到耳朵邊，等到電車消失以後，我困擾著不知該把手放到哪裏好，只好就那樣插進了雨衣口袋裏。
雨一直繼續下到天黑，我在附近的酒店買了兩瓶啤酒，倒進她送的玻璃杯裡喝起來。全身冷得像凍進骨髓裏似的。那玻璃杯上描繪著史奴比和糊塗塌克愉快地在小狗屋上遊戲的漫畫，那上面框著這麼一句話──
「幸福，是有溫暖的伙伴。」
◇
雙胞胎沉沉地睡著以後，我卻醒過來。凌晨三點鐘。亮得有點不自然的秋月從廁所的窗子可以看見。我坐在廚房流理台邊上，喝了兩杯自來水，並在瓦斯爐上把香煙點著。被明月照亮的高爾夫球場草坪上，幾千隻的秋蟲正層層疊疊地繼續鳴叫不休。
我順手拿起立在流理台旁的配電盤，頻頻檢視著。不管怎麼翻來覆去地看，也只不過是一塊髒兮兮而無意義的板子而已。我索性把它放回原來的地方，拂掉手上沾的灰塵，又吸了一口煙。月光下看起來任何東西都發青，覺得任何東西都好像沒有價值、沒有意義、也沒有方向。連影子都不明確。我把香煙在流理台按熄，馬上又點起第二根。
要到什麼地方去，我才能夠找到屬於我自己的地方呢？例如哪裏？複座的魚雷轟炸機是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思考之後，所想到唯一的場所。不過那也是個傻念頭，首先魚雷轟炸機這玩意兒，已經變成三十年前落伍的老古董了。
我回到床上，鑽進雙胞胎之間。雙胞胎各自把身體縮彎起來，頭朝床的外側，發出沉睡的鼻息，我蓋上毯子望著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