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至重
美國最講自由，但在對日、對朝、對越戰爭中，士兵都隨身帶著上級發給的投降書，可見一切權力都建基於生命權之上。
前不久寫了篇短稿子，談一些城市設立非文明法規，汽車撞了違規行人「撞了白撞」。不久前又見中央電視台專題討論此事，有事、有證、有形影、有理據，比我說得還明白；你那個法規有違天理，褻瀆人情，不合國法。然而並沒有見到上海、瀋陽、鄭州、武漢等市袞袞諸公有所回應，更遑論有所更張。
「人命至重」是個古老的命題。倘若非戰爭、非瘟疫、非人類不可抗拒之災害，在理性社會裏，沒有哪個國家不把生存權擺在其他權利之上的，是為近乎公理的常識。俄國在世界上樹敵如林，但庫爾斯克慘劇發生後，無論敵人、朋友，世界上所有關注的同情的目光都注射了去，因為這不是戰爭，不應對此漠然，畢竟人命關天。
關「天」。還有比天大的事嗎？沒有。什麼是「天」呢？我以為就是理性社會的人心。在世界歷史區域中，分列著許多民族對生命價值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文化理念區域，對生命的認識有著很大的異化。就中國而言，似乎有史以來就倡導著「輕生重義」。一方面是講仁恕，也就是統治階層對治下實際上的生存保障義務，使民眾對社會的安全感產生信賴；另一方面作為教化，則講究「士」與公民為了「禮」與「理」的獻身精神，也就是所謂「捨生取義」、「殺身成仁」了。這種精神，在基督、穆罕默德與釋迦牟尼分別創立的教義裏都有那麼一點點，但在他們那種宗教裏實際上是說，只有最高級的聖人才可能做到比如釘十字架、肉身飼鷹這樣悲壯的舉動，平常人倒是無須的：你老實做個好人，行善就行。只有我們中國與眾不同，千年萬年都講皇帝「最高」，他可以「垂拱而治」、「無為而治」，犧性精神只是講給大家聽的，他自己是半點風險也不必擔著的，老百姓們看好了ＸＸ皇帝微服私訪──其實心理很簡單：皇帝老子，你享著福，抽空兒也來瞧瞧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呀！哪怕你帶著什麼格格、力士，再加上江湖豪客的相幫，再帶上你的情婦（或者在途中臨時傍一個也成）也好，只要肯來，我們也就心滿意足了。但這樣的事在歷史上其實極少，乾隆皇帝、康熙皇帝似乎玩過，像電視劇裏那般玩法卻是沒有的。
所以捨身取義只是孟子他老人家先生的說教，不適用於君，只適用於臣和民。打開歷史去看，我們能見到很多循吏，只知傻乎乎地「工作」，做了高官還窮得掉在地上噹啷響。能見到多如牛毛的烈臣、義民的傳記，殺頭、剝皮都不在乎，可他們維護的綱紀代表，卻是一個混蛋透頂的無聊皇帝。當然，在他們自身卻不是這樣的認識，他們覺得自己是在為一種崇高的秩序、理想而獻身。文天祥認為他的浩然正氣，比生命的價值要高出不啻天壤之別的類比，「是氣所磅礡，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正氣歌〉），「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們從這一頭來衡量，誰還有勇氣對他們說三道四？
近代不同了。沒有了君權，沒有了三綱五常，沒有了仁義禮智信──或者說約束力減弱了許多了罷，民主了，有了法治與人身自由，中國的下里巴人可以稍加注意自家的生命了吧？不料又有西方人出來作詩，告訴我們「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高尚自然是高尚的，陽春白雪美麗得刺眼，就這四句詩，能真正做到的極為寥寥。
眾所周知，美國是最講自由的，它那個領域就叫「自由世界」。但對日作戰、對朝戰爭、對越戰爭，士兵口袋裏都裝著上級發給的投降書，十六國文字──明白是說：你去給我打，為自由而戰；打不過，瞧著小命危險，你就趕緊投降。可見「自由世界」的戰士並不以自由為最高原則，而是「若為生命故，自由也可拋」。這是可想而知的事，一切權力都棚架在生命權上，沒有生命，談不上自由，也談不成戀愛。
西方人這麼做有他的文化背景，他就是那麼一種價值觀。就我對此問題的思索，要我們中國人依樣畫葫蘆，怕是永遠也做不來的。事關國家、民族的尊嚴，事關民眾的生命安全，假使當「縮頭烏龜」，當逃兵、叛徒，那這個社會和我們的國家就要出大問題，因為我們的民族太需要奮不顧身起而奮鬥的猛士了，這樣的人不是多，而是太少太少了。
但我也不贊同許多媒體倍加稱讚的「赤手對兵刃」、「勇鬥歹徒」之類的事體。我曾和女兒談過，我問：「假若遇到惡人，槍、刀子逼著你，你怎麼辦？」她說：「跟他打！」我說：「好孩子，這是要分情形的。如果是戰場，或者他是要你的命，死活只是一拼。這很簡單，拼不拼都是死，拼是出路。如果只是要你的錢財，你就給他掏，這是花錢買平安。當然，如果對手弱，不在你的話下，或者你有後援，那另當別論。總之是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拼命。」
這話在媒體上早已「批駁」過了，意思是說現在社會治安不好，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當事人不能「勇於鬥爭」，助長了逞兇歹徒的氣焰。但這種批駁不能讓人心服，「空手奪白刃」那是武林高手才能做的，氣焰要靠警察去殺滅，那就是他的工作，憑什麼要手無寸鐵的人和武裝到牙齒的兇徒作無謂的性命相搏？毛澤東一代偉人，他在三灣改編時期，曾窮蹙落入敵手。他似乎是這樣脫身的：掏出身上僅有的銀元賄賂押送士兵，然後夭夭而走。據克里姆林宮衛隊隊長的一篇回憶文章道，列寧在散步時也曾遇險，被一個歹徒威逼搶劫，列寧也掏出了錢財，買得平安而去。試想，他們如果硬拼，對俄國和中國的歷史進程會有怎樣的影響？列寧事後說，「只有傻瓜才會在要錢還是要命的關頭作抉擇」，是為至理名言。我們看到許多貴人高官，出入警蹕森嚴，警察保安衛護，可見他們也懂這道理。只不明白他們為何在大會小會上冠冕堂皇，表彰鼓勵平常百姓「勇鬥歹徒」。所以我以為「見義勇為」是可貴的，但也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美國在試驗第一次核爆時發生故障，兩塊極板漸漸接近，眼看就要碰撞發生震驚世界的慘劇，一位科學家奮不顧身撲上去用手將極板分開，他自己因受輻射過度患病身亡。這種「雙手掰開原子彈」的壯舉，才堪稱是真正的義行。
我們一直唱這個調子：要英勇奮鬥，全社會動員（即全民動員），提倡見義勇為，為治安的根本好轉而努力。實際上，首先要硬起來的不是弱小個體的平民，而是腰間有銅、手有利器、身有權柄的國家機器。個人的英雄風釆固當提倡，如果依賴於此，那就是捨本逐末。
寫到收束，又見極端。一家銀行儲蓄處遭匪搶劫，工作人員因未能「奮起」反抗，保護國家財產，事後被開除工作。雙方訴諸公庭，工作人員把銀行給告了，理由是銀行未提供報警設施，也沒有工作人員可供逃避的貓耳洞，銀行也沒有和職員訂立「與錢財共存亡」的生死合約，憑什麼不當英雄即是狗熊？
《明報月刊》二〇〇一年四月號